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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体的歧路--中国经营报通往立宪之路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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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9-4 19:42:23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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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年初,袁世凯父子在京郊汤山约见梁启超,有杨度坐陪,大谈一番共和制度“中国不宜”之后,袁克定便向梁启超征求变更国体的意见。突兀之问,使梁一时不知所措,只能吞吐说:我平生之研究政体而很少涉猎国体,不过值此内忧外患之际,贸然变更国体,恐非易事。

第二天,梁便携一家老小前往天津租界,自己则借故去了广州。袁克定见梁启超闪烁其词,便放弃了利用国民党外第二大党——进步党的希望,转而向梁士诒和交通系下手了。

袁克定送走梁启超后,仍在汤山接见梁士诒。与对待梁启超拐弯抹角的办法不同,他开门见山,直问梁士诒,是否肯协助他改行帝制,报酬是帮梁士诒缓解交通系的危机。

事关交通系存亡,梁士诒当然不敢异议。他当即在寓内召开交通系会议,声明:赞成帝制不要脸,反对则不要头,何去何从?全体表决后,一边倒向袁克定——要头不要脸!

要君主不要民主

搞定了交通系,袁克定立即着手第二步谋划。当袁世凯安排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时,其政治顾问古德诺在袁克定的授意下,撰写《共和与君主论》,鼓吹君主制优于民主制。

《共和与君主论》不足五千字,该文在《亚细亚报》上一发表,中国一片哗然。虽然古德诺一再声明,自己并没有煽动中国人变更国体之意,但这篇文章确实成为复辟帝制的先声。

外来和尚会念经,让洋人来念帝王经,岂不正中了袁氏下怀?与此同时,杨度在京搞筹安会,盛称袁克定为当代秦王李世民。投桃报李,袁氏赠杨度匾额一副,题“旷代逸才”。

筹安会宣言其宗旨为议决君主制、民主制哪种更适合国情以筹国安,杨度写《君宪救国论》,主张:共和绝不能立宪,惟君主始能立宪,与其行共和而专制,不若立宪而行君主。据说,该文成就,杨度即先呈给袁世凯,袁阅后说:“姑密之。然所论列,灼见时弊,可寄湖北段芝贵精印数千册,以备参考。”

此文声名狼藉,已不待言,然亦自有其意义,则当讨论之。中国传统有讨论政体的,如《封建论》,讨论封建制和郡县制,却未有过讨论国体的。把君主和民主作为国体提出来讨论,杨度之前或许有过,但多为片言,涉猎而已,正式以国体问题提出来,当自杨度始。

宋儒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气象格局大得很,可其中就是没有国体。不过,那时国体是自明的,君主天经地义,天降君,何来国体问题?近代就不一样了,君主与民主相对,国体就成了问题。所以,就应当在“为万世开太平”之前,加一句“为江山立国体”。杨度便是近代史上第一位明确提出这一点并尝试着要加上这一句的人,应该说,他提出的问题,比他对问题的看法更重要。他的看法,现在看来价值不大,当时也有很多人反对,因为他是以袁氏家族政治为纲的。可他提出的问题,自袁氏复辟帝制失败以后,一直未能解决,成为困扰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根本问题。

筹安会还通电各省长官,请速派代表入京议决国体,对此,袁世凯表示:以我所居地位,只知有民主政体,不应别有主张,帝王非所恋,总统非所恋。研究此义的人,作何主张,我并无嫌疑可虑,我与国人,均有身家产业子孙成族,人人都要谋求个永保安全之法,这也是人情所应有的。

只管立宪不问国体

山雨来了,冯国璋、梁启超同来谒见袁氏。袁说:二人必是来劝谏我袁某不可做皇帝的。我问二位,你们看我是要做一代皇帝而绝种的人吗?任公,你最善观人,鄙有犬子二十,都叫出来你看看,有谁能继我为帝?不败我家业?不累我祖坟者?若有?我一定称帝,还可延至二代。

冯、梁四目相对,袁世凯又转向冯说:华甫,我今天的权力,即使皇帝也未必及此。我大儿克定是个瘸子,二儿克文志在名士,三儿克良绝难当事,其余诸儿皆幼稚,天下之重何以托付?自古皇帝世袭不及数世,子孙往往受不测之祸,我又何苦将祸患加诸他们头上呢?

袁世凯信誓旦旦,可冯国章仍不放心,说:届时天与人归,大总统虽欲逊位,也不可能了。袁道:华甫,听这话,你还是在打我的主意。我四儿克端、五儿克金在英国读书,我已命他们在英国购得少许田产,要日后有此相逼,必漂泊外邦以志终老。

“华甫”是冯国璋的字,袁一口一个“华甫”,所言如出肺腑,终于打动了冯华甫。袁的这一番话,应该是向接班人交底的,按湘淮军系的私军传统是传贤不传子的,曾国藩传李鸿章,李鸿章传袁世凯,都是传贤,袁若称帝,便是传子,有违军系传统,冯国璋此番,便是以接班人自居来讨袁氏口风的。

梁启超半信半疑,揣在怀里的那篇反称帝万言书却拿不出来。

当真,袁世凯称帝了,梁启超也终于发言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斯文一出,各报转载,世人传诵。从上海《大中华》始,《申报》《时报》等大报迅速转载。

开门见山,梁启超告于公众:吾侪立宪党之政论家,只问政体,不问国体。盖国体之为物,既非政论家之所当问,尤非政论家之所能问。以政论家而插嘴国体问题,是太自不量力了,所以说不能问也。不但政论家不能问,即便从事实际政治活动的政治家,也只能在现行国体基础上,以谋政体之改进为其唯一天职,而不能有丝毫非分之想,如于此范围外越雷池一步,那便是革命家或阴谋家之所为。

梁以为中国现在不能立宪之原因,或缘于地方情势,或缘于当局心理,或缘于人民习惯与能力。这些原因,并非由于共和才有,也不会因为非共和而消失。上自元首,下到各级官吏,都有讨厌受法律束缚之心,此为宪政一大障碍,可这与国体变不变,有何关系也?人民对政治不感兴趣,不能组织真正的政党,以运用神圣之议会,此又宪政一大障碍也,可这与国体变不变有何关系?

今有人说:与其共和而专制,孰若君主而立宪?梁言,立宪与非立宪,为政体之名词;共和与非共和,为国体之名词也,他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政体诚能立宪,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都可以;政体如非立宪,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都不行。有人说变更政体,须先变更国体,天下哪有如此道理?以前说君主不能立宪,惟共和能立宪,现在又说共和不能立宪,惟君主始能立宪。

这样说来说去,导致变来变去,自辛亥以来,还不到四年,忽而满洲立宪,忽而五族共和,忽而临时总统,忽而正式总统,忽而制定约法,忽而修改约法,忽而召集国会,忽而解散国会,忽而内阁制,忽而总统制,忽而任期总统,忽而终身总统,忽而以约法暂代宪法,忽而催促制定宪法。一种制度颁行,平均不满半年,立即有新制度起而代之,国民彷徨迷惑,莫知适从,政府威信,扫地尽矣。

今读梁启超文,叹梁以“中国第一人文字”,指出了通往立宪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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